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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推進智慧治理 開創善治新時代

    作者:佚名 時間:2019-01-07 15:27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瀏覽次數:【字體:

      智慧社會是以寬帶通信、移動互聯網、物聯網、量子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地址定位、虛擬現實等技術為支撐的全新社會形態。要化解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應當順應智慧社會的時代要求,充分依托并深度應用現代科技,全面推進智慧治理,開創善治新時代。當務之急,要在重塑治理格局、構建參與平臺、完善共治設施、建立通用標準、出臺激勵政策、推進數據融合等方面付諸行動。
      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智慧社會”的概念,強調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筆者認為,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應當順應智慧社會的時代要求,充分依托并深度應用現代科技,全面推進智慧治理,開創善治新時代。
      一、智慧社會是新時代的重要特征
      以人工智能驅動的社會革命,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真正全方位、系統性、深層次的變革。這場革命已經并將繼續深刻改變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顛覆傳統社會治理模式和既有國際競爭格局,給人類社會的發展帶來廣泛、持續、深遠的影響。這場深刻變革已經并將繼續深度重構我國政府和企業、社會、家庭、個人之間的關系,塑造形成智慧社會。
      智慧社會是以寬帶通信、移動互聯網、物聯網、量子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地址定位、虛擬現實等技術為支撐的全新社會形態。黨的十九大做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的重大判斷,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基于我國移動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應用領先發展的態勢,智慧社會將是新時代區別于其他歷史階段的重要特征之一。
      科學技術與社會的互動,從總體上看是一種雙向作用:一方面是科學技術能對其他社會活動產生的影響作用;另一方面則是其他社會活動對科學技術的制約作用,這類作用構成科學技術發展的社會條件。由此而言,“智慧社會”概念的提出,并非對人工智能等科技活動深刻影響社會的主觀概念賦予,而是準確反映科學技術對社會發展的客觀賦能。
      智慧社會是科學技術發展的必然產物。正是由于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和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智慧社會才具備形成和發展的物質基礎。2018年是我國正式接入互聯網的第24個年頭,在這24年里,科技與城市、社會和國家緊密結合產生的影響力,已經遠勝從前。截至2017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7.72億,普及率達到55.8%,手機網民規模達7.53億,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人群的占比為97.5%。預計2020年中國數據總量將達到8.4ZB,占全球數據總量的24%,中國將成為數據第一大國和數據中心。在互聯網發展方面的后發優勢,推動我國在智慧社會發展上處于世界領先行列。
      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已經像水電一樣成為普惠化信息基礎設施,推動人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向智慧互聯演變。中國通過手機進行的第三方支付已經占交易總量的75%,遠高于美國20%的比例;摩拜單車在全球9個國家的180多個城市投放和運營著超過700萬輛共享單車,全球用戶超過2億,每天提供超過3000萬次騎行;中國60%的醫療微信公眾號提供掛號、電子病歷查詢、診間支付等移動醫療服務;在購物、點餐、理財、社交等線上場景基礎上,近兩年機場、超市、景區、醫院、專賣店、電影院甚至是路邊小攤、菜場等線下場景也在快速數字化和移動支付化。隨著人工智能、物聯網、云計算等技術不斷成熟及應用,人們的生活方式必將迎來更大的突破和變革。
      考察人類歷史,不難發現,科學技術的發展具有極強的社會功能,每一次技術大變革都對整個社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盡管這種影響是逐步形成的。第一次革命由蒸汽動力驅動,第二次由電力驅動,第三次由計算機驅動,第四次則由人工智能驅動。隨著人工智能與其他科技的融合創新與聚變發展,人類社會日益逼近新一輪變革的臨界點,此次以人工智能驅動的智慧社會革命,孕育著堪與20世紀互聯網誕生相提并論的重大科學突破,社會形態將全面系統演進,智慧社會將作為繼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之后的一種更為高級的社會形態加速到來。
      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運用在實踐中必須面對兩個基本問題,一個是自身規范發展的問題,必須受制于人類社會的法律、道德、倫理等規范,另一個是規范社會發展的問題,也即通過科學技術的創新和運用,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實現良性的社會發展。具體到智慧社會來說,其特點是社會扁平化、產業網絡化、組織網絡化、需求多樣化、傳媒泛在化、信息透明化、資源社會化,同時由于技術迭代加速,智慧社會也存在不穩定性、不確定性、高度復雜性和模糊性等挑戰。因此,無論從工具價值層面,還是從規范價值層面,智慧社會必然的治理形態只能是智慧治理。
      二、智慧治理是新時代的必然選擇
      智慧治理是指依托和運用智慧技術手段,在公共權力機關主導下,市場主體、社會主體和家庭個人積極參與,共同降低公共事務成本、提高公共事務效率、優化公共事務體驗的持續狀態和過程。智慧治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客觀要求,也是新時代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根本途徑。
      新時代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智慧治理是必然選擇。
      (一)智慧治理事關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
      中國共產黨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建黨原則建立的先進政黨,從誕生之日起,就代表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肩負打碎舊的生產關系的神圣使命,把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和根本任務。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始終都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時空背景下,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發生深刻變化,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學技術革命已經毫無疑問地成為推動人類發展的重要動力。中國共產黨人必須順應信息技術革命發展的潮流,把握智慧社會發展的趨勢,改進黨的執政方式,提高執政能力和國家治理能力,繼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才能逐步解決我國經濟社會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智慧治理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
      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我國政治生活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要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活力,用制度體系保證黨的領導、依法治國和人民當家作主有機統一。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就要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智慧治理所依托的技術終端為精準了解公眾需求提供了可能,智慧治理蘊含的“智慧”特質為通過全樣本了解社會意見進而科學決策提供了高效工具,智慧治理內在的參與屬性為民主決策搭建了橋梁和管道,對于保證人民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等都具有重要作用。[1]
      (三)智慧治理事關全面依法治國的推進
      黨的十九大強調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需要智慧治理的工具理性和規范性。通過“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廣泛深入應用,實現執法司法行為全程錄像、司法文書公開、大數據分析案件等,能夠更有效地密切聯系群眾,科學民主立法,規范執法,公正司法,加強對公權力運用的全方位監督,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必追究。總之,把智慧治理與法治建設各領域深度融合,是形成更廣泛的、以互聯網為基礎和創新要素的現代國家治理的重要舉措,是主動適應和引領國家治理新常態、推動走向善治的必然要求。
      (四)智慧治理事關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就必須妥善解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如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發展質量和效益不高,創新能力不夠,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等。對于上述問題,智慧治理能夠共享更靈活多元的解決方案,如,通過推進商業、教育、醫療等方面的“互聯網+”計劃,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區域、行業的信息不對稱,推動公共資源合理配置,助力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的解決;通過技術賦能和電商網絡,能夠有效解決偏遠地區精準脫貧問題;通過智能終端和衛星通信,能夠有效地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生態進行全天候監測,助力實現綠色發展。總之,智慧治理具有全面性、廣泛性和深入性,能夠針對社會各領域問題提供創新實踐的工具和方案。
      三、打造智慧政府,推行智慧政務
      社會治理需要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其中最為關鍵的,仍然是公共權力機關能否起到“治理之治理”的功能。特別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秩序中,黨政機關能否充分有效運用科技建設智慧政務,是智慧治理能否得以推行的關鍵,也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前提。
      傳統的政府條塊分割嚴重,政務流程復雜冗長,公共管理服務數據流須按地理位置和職能分配分割在多個部門,從一個部門轉到另一個部門,增加了交接環節和復雜程度。智慧政府建設首先要深化“整體政府”“無縫隙政府”等理念,[2,3]打破政府部門的條塊式劃分模式,突破地域、層級和部門限制,為政府業務流程的重組和優化提供全新平臺,使得更完備、更全面、無邊界的服務和管理成為可能。
      建設智慧政府不是將政府管理事務原封不動地搬到互聯網上,也不是簡單地搭建網上管理和服務平臺,而是通過再造流程全面重塑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內涵,包括智慧調研、智慧決策、智慧動員、智慧實施、智慧監督、智慧評估、智慧改良等等。智慧政務能夠有效借助大數據分析技術,對公眾的需求進行全面準確感知,滿足公眾的多樣化需求,并做出有針對性的響應,實現與公眾的良性互動;[4]智慧政務還可通過大數據分析評價技術,對政策的執行對象、執行過程、執行效果和既定目標、社會預期、意見反饋等相關數據進行實時全面的動態分析,評估政策實施的總體效果,進而提出調整建議。[5]
      智慧政府及智慧政務是新時代中國政府“為人民服務”的基礎,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是行政公開透明。政府信息公開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智慧政府在原有的信息公開形式和內容基礎上,進一步豐富了政務信息公開透明的渠道和平臺。公開的內容應包括政府組織程序和權力構架、政府決策過程、政府管理和服務行為等。智慧政務要求依法把各項公共政策、法規、規章、條例等涉及普通百姓的公共信息,通過多介質的、植入生活場景的大眾媒介予以公開,增加政府行政行為的透明度。在及時、充分、便利公開的同時,還必須處理好公開與保密、公開與公民個人隱私保護之間的關系。
      二是精準匹配需求。智慧政府能夠通過基于科技支撐的感知系統和大數據分析系統,精準了解社會大眾的需求,科學決策各類公共事務的優先順序,并將政府可調動的資源與解決緊迫需求進行精準匹配。智慧政務的關鍵在于能否將政府的工作重點與公眾生活的痛點、難點、焦點緊密結合。政務管理服務跟進的需求,既有當前多數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公共問題,更包括依據廣泛的數據分析和趨勢預測判定的未來需求——借助智慧科技及大型運算,黨政機關可以準確預測時代需求并提前布局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
      三是多元高效協同。智慧政府除了承擔經濟社會發展必需的管理和服務外,更重要的是搭建便于非政府部門進入的分級管理、分層服務的公共平臺,提供多元主體高效參與的運行機制,以保障企業、社會組織和社區成員能夠高效協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以及公共服務的構建和運行。智慧政府通過基于大數據及人工智能技術的公共平臺,可以跟市場主體、社會主體建立相對平等的合作關系,既提高國民的政治參與意識、激發政治參與熱情、促進政治民主化的發展,又可以有效地監督、制約、規范政府行為,確保政府行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四、建設智慧社會,助力智慧自治
      黨的十九大強調,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就中國社會治理現狀而言,復雜多元的社會問題呈現和社會利益分化,客觀上需要政府、市場和社會等多個行動者共同發揮作用,尤其在一些公眾需求度和共識度較高的領域,如社會公共安全、生態治理等領域,多元治理主體邏輯和行動糅合的成效已經初步顯現。同時,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社會結構的多樣化變遷、人民權利意識的日益增強以及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積蓄已久的市場和社會能量得以釋放,也為全民共建共享奠定了基礎、提供了動力與可能。
      新時代的社會治理在強調發揮政府職能的同時,要突出“以黨委和政府為中心”向“以企業與公眾為中心”的轉變,開展面向企業和公眾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和服務。政府簡政放權的過程,也是社會依托科技找回權力(利)的過程。權力(利)本身不能產生直接的效益,必須通過各種手段的加持才能作用于社會實踐,于此而言,通過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信息技術賦能社會,形成智慧自治是邏輯的必然。
      通過技術手段對公民參與的鼓勵、協調以及構建,可以使政府在解決今天復雜的社會問題方面變得既公開又高效。比如,平臺購物企業京東集團推出的“物愛相連”公益捐物平臺,不僅可以改變從籌款到購物到送貨的傳統流程,做到一鍵實現愛心捐物,而且可以依據其精準、高效的物流體系,實現愛心物資的及時抵達。
      對于企業主體而言,政府要通過智能手段實現內部橫向部門、縱向部門、不同的任務組、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等有機協同,整合各方力量共同提供更加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在政府與企業合作方面,在法治的框架內,在不侵犯第三方權益的條件下,應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各種數據資源,為政府科學決策,企業有序經營提供支持。對公眾社會生活具有重要影響、具有一定程度公共性的企業,應當把社會公眾的有效參與作為實現自身良性發展的重要工作。具有公共性的企業組織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在自身官方網站建設或服務應用設計時,應當考慮用戶的合法權益及公共事務的參與渠道。
      對其他社會主體而言,在建設共建共享共治的社會治理格局過程中,需要關注的主要是兩大方面,一方面是自身權益的維護。智慧社會應該構建起聯結政府與公眾、政府與企業、企業與公眾等多維的溝通渠道,發揮三方各自的作用。對于相對處于弱勢地位的社會公眾,在其知情權滿足、監督權實現及其他合法權益保護方面,應該有更多的創新應用;另一方面是公共責任的承擔。當代社會復雜多變,也面臨包括生態環境保護、多元價值觀、傳統文化傳承等多方面的考驗,社會主體既應在法治的軌道上從事各類活動,也應該進一步強化自身在公共責任、社會道德方面的責任意識,充分發揮自身能動性,為和諧社會的構建貢獻力量。
      五、推進智慧治理,開創善治時代
      智慧治理新時代是走向善治的新時代。建設這樣的新時代,需要頂層設計、科學規劃、試點先行、循序漸進。當務之急,要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在重塑治理格局、構建參與平臺、完善共治設施、建立通用標準、出臺激勵政策、推進數據融合等方面付諸行動。
      (一)重塑治理格局
      傳統的管控式科層組織以“計劃、管理、控制”為核心,難以支持快速迭代的科技創新和智慧社會的需求。在新時代政府和社會關系構建過程中,應以人民為中心,以用戶創新、大眾創新、開放創新、共享創新為特征,創建政府為龍頭的共創、賦能、開放治理平臺,并以此為基礎實現政府、市場、社會多方協同的公共價值塑造,最終實現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務的精細化、智能化和社會化、專業化。黨政機關應當盡快順應智慧社會的要求,解決職能交叉、職責不清和資源力量分散問題,增強社會治理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從實現善治的高度引導社會成員,激發社會自治、自主、能動力量,打造社會治理人人有責、人人盡責的新格局。倡導以尊重事實、推崇理性、強調精確、注重細節為特征的“數據文化”,推進社會治理智能化、專業化。
      (二)完善共治設施
      智能化的基礎設施是實現智慧治理的必要條件。智能基礎設施主要分為兩大類別,即智能化物理基礎設施和社會網絡基礎設施。智能化物理基礎設施可以被看作治理創新的發展基礎,而社會網絡基礎設施則可被看作治理的有效工具。網絡基礎設施主要包括無線網、物聯網、寬帶、虛擬技術等,這些基礎設施的存在實現了人和物之間無處不在的連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并明確指示要構建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的公共服務平臺。完善生活設施要求提高政府信息化水平,完善信息共享機制,建立國家治理大數據中心;加強運行數據交換共享、處理分析和監測預警,增強宏觀調控和決策支持能力;推進人口、企業基礎信息共享,支撐戶籍制度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推進政務公開信息化,加強政務信息數據服務平臺和便民服務平臺建設,提供更加優質高效的網上政務服務等。
      (三)推進數據融合
      要按照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要求,推動體制機制創新,強化國家數據資源統籌管理,加強大數據與物聯網、智慧城市、云計算等相關政策、專項規劃的協同。要加快法規制度建設,修訂政府信息資源管理辦法,建立政府部門數據資源統籌管理和共享復用制度。推動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加強對基礎信息網絡和關鍵行業領域重要信息系統的安全保護,保障網絡數據安全。要加快數據資源權益相關立法,健全市場機制,鼓勵政府與企業、社會機構開展合作,通過政府采購、服務外包、社會眾包等多種方式,依托專業企業整合公共大數據應用,降低社會管理成本。要建立標準規范體系,加快建立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平臺企業、社會組織等共同遵循的數據標準和交換標準體系,推進數據采集、數據開放、數據交易、安全保密等政策法規的制定和實施。
      [參考文獻]
      [1]李云新,韓伊靜.國外智慧治理研究述評[J].電子政務,2017(7):57-66.
      [2]曾維和.后新公共管理時代的跨部門協同——評希克斯的整體政府理論[J].社會科學,2012(5):36-47.
      [3]尚虎平,韓清穎.我國“無縫隙政府”建設的成就與未來——以無縫隙政府工具為標準的評估[J].中國行政管理,2014(9):75-80.
      [4]張丙宣,周濤.智慧能否帶來治理——對新常態下智慧城市建設熱的冷思考[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1):21-31.
      [5]楊冬梅.大數據時代政府智慧治理面臨的挑戰及對策研究[J].理論探討,2015(2):163-166.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社會治理》雜志社社長兼總編輯。)

    | 責任編輯:馮文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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